时间：2019年10月20日（下午）
地点：福州上下杭建郡会馆
主持人（梁植）：欢迎大家来到2019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论坛活动的现场，我是梁植。非常高兴能得到主办方的邀请，来到千年榕城，参加这场一带一路电影大师对话。
今天特别探讨关于电影语言和电影创作和“一带一路”文化精神这样一个主题，实际上探讨语言这个主题在福建，在福州也有尤其特殊的意义，今天现场也有很多当地的朋友，有很多福州人或者在这边从事影视工作，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每当有一个福建的朋友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会把旁边另外一个我知道是福建籍的朋友叫过来，你给我翻译翻译他在说什么，他说对不起，我也听不懂，你们两个人家好像隔一条河、一个村，对不起，村里面互相听不懂。福建有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各个地方近山近水都不相同。但是电影语言很奇怪，完全相反，去年差不多11、12月份的时候在北京办了电影展，刚开始送来的片子第一次送到内地或者第一次送到亚洲还没有配字幕，很多同事看了那个片子基本上在讲什么，不能说确切了解人家的表达，但是知道是什么意思。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苏菲·玛索带着电影上我们节目，她说看没看片子，我说不仅看了，而且还看懂了，还懂里面的笑话，那是个法语电影。所以今天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探讨神奇的电影语言和时代创新。
首先做一个解释，今天论坛当中的一位嘉宾贾樟柯导演非常临时的没有办法不可抗力因素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儿坐在摇椅上慢慢摇，我们也要替他感到很遗憾，这么好的场地，他特别通过论坛向各位表达他的歉意，也向来到现场的各位同行表达他的致敬。
首先，通过一段VCR一块儿看一下今天即将登场的各位嘉宾，请看！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邀请各国电影大师们登台，他们是：法国著名导演、编剧费利普·弥勒；塞尔维亚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高兰·帕斯卡杰维奇；中国著名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北京电影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导演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侯克明；白俄罗斯及俄罗斯著名导演、演员、编剧维亚切斯拉夫·尼基福罗夫。
首先再次欢迎各位，我们知道各位都是中国、亚洲、世界的各大电影节的常客，担任评委，自己的作品在这边拿奖、讲学等等，我相信今天这个论坛场地对各位来讲也是特别的，我作为一个中国的主持人可以非常骄傲地说这一点，我们有特别值得纪念的文化符号和特别的地方，在这里举办论坛，尤其大家来到福州参加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对福州这样一座城市，对这样一个场地有什么样的印象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知道弥勒导演可以说中文。
费利普·弥勒：我不会说中文。这是第二次来福州参加福州丝绸之路电影节，第一次来的时候天气没有这么好，这次非常开心看到福州这么好的建筑物在阳光明媚之下，所以心情非常好。
主持人：请教一下高兰·帕斯卡杰维奇，他是欧洲最受尊敬的独立导演之一，而且他的作品在大家熟悉的戛纳、柏林、威尼斯等等都有非常好的表现，收获很多的荣誉。来到这个电影节有什么样的感受？
高兰·帕斯卡杰维奇：首先向中国的朋友们问好！我是说塞尔维亚语，它是一个非常小的语种，但是我觉得是非常美丽的语言。对福州第一印象，福州是我来中国的第一个中国城市，上次只有两三天的时间，所以还没有机会，没有时间体验到这一座美丽的城市，现在希望多看看、走走。对于这座800万人口，这么干净的城市印象非常深刻，到处都是绿色的，感觉非常得好。福州这座城市到处都是绿色，会告诉自己国家的人民多种一点树，这里充满了人性，非常的喜欢。
主持人：接下来请侯老师，侯老师是著名的导演，著名的创作者，也是教育家，请侯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今天来到这个建郡会馆有什么样的感觉？
侯克明：感到十分的特别，所有电影活动，电影论坛永远在现代化的大的建筑物当中进行，很少有到这种地方来。所以我本人来福州这是第三次，我来得很少，每次大概住一到两个晚上，第一次走进福州的历史街巷。我太不熟悉，突然想到我跟福州还有点关系，因为我的曾祖父曾经在福建做过几年的盐运使，那是一百多年前。福建盐运使的衙门在哪儿，我想去找找看看，这是说一个历史的穿越，到这儿突然感觉穿越历史，所以有感而发。谢谢！
主持人：盐运使是个肥差，是个大官，非常重要的官职。接下来，我们请维亚切斯拉夫·尼基福罗夫导演。
维亚切斯拉夫·尼基福罗夫：我第一次来到福州，但是我已经开始来了解这座城市。我自儿童的时候已经开始接触很多中国的读物，中国的哲学和文学的读物。那个时候我们就常常讨论，而且我非常感兴趣在中国的古建筑物当中的这种上扬的檐角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白俄罗斯在经历了二战之后，也经历一个很长的重建的时期，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由于在严寒的地域，所以常常是大雪连天。所以我们就常常在冰雪天尝试用开水制作一些好玩的东西，用这样的方法来模仿做出一些中国古建筑物当中和古文化当中的形象。你好，福州，我知道你！
主持人：谢谢维亚切斯拉夫·尼基福罗夫导演，关于檐是怎么形成的，你就问对人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是今天其实维亚切斯拉夫·尼基福罗夫导演这句话帮我们开启了今天要认真研讨和我们跟几位大师所请教的话题，我们还可以拿建筑来聊，现在很多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建筑的雕花的技艺，我们已经不具备了，我们现在的保护很多时候是一种止损式，很难完成修复和复原式。从电影这个艺术，从发明一直到今天，电影语言在诸位大师看来是更丰富，还是更匮乏。因为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商业电影在好莱坞，电影反而变得更简化，技术门槛越来越低。对于电影语言的探索的强度和欲望似乎没有那么强了，因为好像卖座和艺术性、创作的深度、广度没有那么大的联系。诸位看来，今天电影语言的本身现在我们掌握的技能是越匮乏，还是越丰富了，在各位的观察当中，和我们现在的时代有什么样的关系？
费利普·弥勒：来中国做了很多旅游，在旅游过程中发现中国非常美，非常适合摄影，拍出来非常漂亮。在摄影的过程中，建筑物的维度和整个摄影的角度特别美。比如说现在我坐在这个场地，坐在非常优美的老建筑中，突然身临其境，好像忘记了它，抬头再看到这边美丽的设计，觉得非常荣幸。对于我来说，电影不是文学，电影就是一个影像，一个视觉的感觉。在拍电影的时候，最注重的就是影像和视觉的感觉，比如灯光以及在影像中添加的一些东西。比如法国的电影用了很多的语言，以对话为主。电影最主要的首先是影像，再是声音，最后一步才是我们所说的对话。
主持人：我还是要追问一下，要直面一下我的问题，我们电影语言在今天是越丰富还是越匮乏，尤其现在从全球范围来看年轻导演的作品，因为有一种观点商业电影走向全球开始，电影语言创作水平开始下滑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观点？
费利普·弥勒：现在卖得大型的商业片，现在的特效特别的发达，感觉只要这些特效已经足够拍一部电影了。不管是在电影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最主要是讲一个好的故事，所以在故事中最主要就是戏剧性，用艺术的方式来讲一个好看的故事，还有人物和人物的心理整个转化的过程来讲一个好的故事。最近因为高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电影中失去了这种美感，大家都刻意地去用太多的特效。所以现在有可能大家又想回归到讲好一个故事，不需要特别多的特效的这种讲故事的方法上来。好电影就是看完电影三个月之后，在电影中感受到的那种情感还会让你深深地打动，你还记下一些东西，这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一部好电影。如果我们能拍一部电影，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大家还能记住它，就非常开心了。
主持人：我觉得确实费利普·弥勒导演在这方面特别有发言权，因为2002年那部《蝴蝶》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关于孩子和老人之间的对话，和那种非常美丽的景色，就是用这样最简单的方式创造出了非常打动人心的电影，当然那电影收获非常多的荣誉。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高兰·帕斯卡杰维奇导演，请您告诉我们您怎么样看待电影语言现在的发展？
高兰·帕斯卡杰维奇：非常感谢费利普·弥勒，你讲的非常棒，没想到有可能我们这几位导演都要讲同样的东西，我们大家都觉得好像现在因为这些大片让我们失去了很多情感的东西。就像费利普·弥勒讲到一部电影能到三、五年、十年、十五年还能被大家记住，我尽量做到哪怕电影中一个段落能让大家永远记住，能让大家永远感动，这是我最想要做得。如果你真的要让大家有这种非常感动的场景，确实需要一个好的故事作为依托，所以一个好的故事很重要。美国的好莱坞大片都用了很多特效，有很多深深打动人的东西在慢慢消失。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第五代导演，他们放弃了拍美丽的小故事，现在有很多的钱做大片，中间确实有很多的情感东西消失，但是他们还是很厉害地拍了一些好的商业大片。不是因为我在中国，我在这儿这儿拍中国导演的马屁，讲中国电影的好话，好莱坞大片和中国大片，在两部电影中选择，更宁愿去看中国人拍的片子。如果我像中国大导演一样，在塞尔维亚拍一部大片，那边预算很低，想要实现中国商业大片是有点不太可能。因为预算的问题，所以我尽量拍更简单的电影，语言更简练一点，这样会更省钱，比如说一部好的电影，一个好的故事，简单给大家讲述一个道理，但是我离开我自己的国家，在别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去拍大片，比如说在美国、爱尔兰，刚刚在意大利也拍了一部片子。即便我在外面很成功，但是我还是很希望回到自己本国，哪怕是只有几百万的小钱我也愿意在自己的本国去拍一些我自己国家的电影，因为我非常了解我自己的国家。就像费利普·弥勒导演一样，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在自己本国拍电影会更容易，因为你了解你自己的文化，了解自己的语言，在别的国家拍电影就不一样了，会遇到很多困难。我还是希望未来比如说在中国来拍一部电影，即便是很困难。
主持人：对，我们一会儿要特别聊到这个话题，而且其实几位导演都有这样的经验，尤其费利普·弥勒导演有在中国拍电影的经验，为此也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拍摄了这部《夜莺》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其实能够拍大片本身是一个在全球电影市场上来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一个很难得的事情，比如说在塞尔维亚实际上人口很少，所以说对于塞尔维亚电影人来讲，他每部片子绝对成本是很低，而且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我们常常讲票房实际上很多东西是不讲票房，大家都是讲观影人次，他们电影判断是有多少观影人次，这是他们的指标，卖过多少票，尤其在欧洲基本上是这样的标准，不会算票价和算出来总数，几十万观影人次已经是很好作品的地区，我们说拍上亿成本的作品是很难想象。在爱尔兰和意大利的大成本，不是中国说得大成本，我们的大成本真的是挺大的，确实是很奢侈的事情，需要国家工业经济的基础去支撑的工作，对世界各地许多有才华的导演来讲。
接下来请教侯老师，侯老师自己做创业多年，培养这么多优秀导演，你怎么样看待电影语言现在和之前？
侯克明：电影是一种媒介或者是一种工具，他可以做这个事情，也可以做那个事情，也可以做艺术片，表达个人的看法，也可以做商业片，让电影企业，让电影工业去赚钱，所以他做什么都可以。首先取决于你要干什么，刚才大家提到这里的建筑，其实我想告诉几位朋友的是我们现在坐的是观众席，那是舞台演戏的地方。刚才白俄罗斯的导演注意到这个飞檐是很漂亮，实际上这样的舞台在全国都有，在北京也有，在山西平遥也有很多这样很典型的建筑，但是飞檐是不一样的。这个飞檐很有我们南方特，特别像福建这一带的特征，很大的飞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飞檐呢？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里雨水大，飞檐的目的就是把雨水挑出去，避免水溅到柱子上，因为福建一年到头老下雨，而在北方没有那么多的雨，所以那个飞檐就会小一些。所以艺术语言与艺术要表达的内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你要说什么，你要干什么。不同的国家讲的故事不一样，表达的情感不一样，人物不一样，他的电影语言自然而然也就有差异。
主持人：从时空上来看，侯老师，过去您在教学当中给大家看得片子，其实今天还在给大家看，但是大家呈现的作品在他们毕业之后就不同了。
侯克明：就商业电影来说，他是有明显的时间的进展特征，你十年前的电影在今天这种方法，这种手段可能就不会受到观众的欢迎，不会有买票。但是作为艺术片不一定，你今天去拍一个无声片，拍一个黑白片，用很古老的、经典的方法去表达特定的内容，如果你做得好，仍然会受到欢迎，仍然会得奖。所以语言永远没有过时，只有看你表达什么是不是合适。但是艺术语言确实有创新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这个电影在内容创新的同时是不是在艺术语言上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这个确实是需要每个导演在创作中不断努力的。
主持人：谢谢，我们把掌声给侯老师！接下来请教一下维亚切斯拉夫·尼基福罗夫，您怎么样看待电影语言的变化和更迭，我们中国观众，尤其有一定年纪的中国观众对苏联电影还是挺熟悉，现在看到白俄罗斯、俄罗斯的电影相对来讲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有些电影在院线上映，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比如上前一段时间讲述苏联男篮那场比赛的电影也是得到很多中国观众的喜欢。您怎么样看待现在电影语言的变化，在您的创作中和您的作品中。
维亚切斯拉夫·尼基福罗夫：电影语言到底变了没有呢，我认为它是变了，而且变得非常多。这种变化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也是体现在人的变化，专家一直是这样一个态度，人类在心理方面的这种变化，可能一千多年来都没有太多的大的变化，所以这种变化并不是我们人或者说观影者对于语言这种变化的感知。刚才几位导演都提到了在各类影片当中，尤其在商业片当中大家更多的是去关注特效。可能从电影的这个角度来看，一种完美的语言是不存在的，所以人们对于语言的认知和电影语言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地进步。所以对于电影的语言来说，最核心的可能还是对于电影背后做支撑的思路。前苏联的电影，刚才主持人提到从画面上看未必有现如今的一些电影的效果，但是它的故事情节都是非常感人的。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在中国古丝绸之路，在多民族融合交往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进行语言的交流，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需求，因为一种贸易和往来的需求，因此有很多的交流和迁徙。可能对于电影来说，无论任何时期它的最大的核心还是人的体现。
主持人：我们今天第一轮请教当中，每位大师在表达中各有侧重，比如说费利普·弥勒导演非常强调影像的作用，强调影像作为一个电影表述的核心。与之相对应，维亚切斯拉夫·尼基福罗夫强调人的作用，强调人在表达当中，这就是不同导演在创作当中着眼点的不同。侯老师讲到我们要明确我们表达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需要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传播效果，怎样利用电影的媒介。高兰·帕斯卡杰维奇导演刚才谈到在他看来实际上通过一个好的叙事，通过完成这个叙事才能实现电影语言本身的运用。
今天是电影语言的时代创新，今天还有“创新”这样一个主题，对于很多年轻导演来说，当我们试图创新的时候，我们创新的来源是什么，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创新，这是我们需要继续回到那些原来的作品当中去寻找灵感的，我们追求怎么样的技术的实现。比如说实际上李安导演现在正在上映的《双子杀手》是他尝试的一种创新，一种技术上的突破。对于年轻导演来说，怎么样思考电影语言创新这样的问题？
费利普·弥勒：电影导演不能用年龄来计量，比如说你是一个青年导演或者是一个老导演，最主要的是每一个导演都是一个个体，有他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价值观，所以要一个个单个来看导演。一个导演不一定非要创新，首先呈现是你自己内心世界和你自己想要表达的价值观，创新不一定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如果你想去尝试用高科技特效的一种电影，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尝试。你想讲一个你爷爷、奶奶辈或者你小时候跟老人家一起相处的故事，非常个人的这种情感的东西，你要想讲这样的故事就讲吧。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讲自己爱讲的故事。
主持人：我们正好补充请教一下费利普·弥勒导演，刚才也谈到了《夜莺》那个故事，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决定到中国来跟中国的演员合作拍摄《夜莺》那样的故事，为什么选择遛鸟和一系列那样的情节呢？
费利普·弥勒：这是很长的一个故事，讲《蝴蝶》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很后来才知道中国观众很喜欢它，每次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会讲到一些非常惊讶的东西。我讲这件事大家一定会很惊讶，因为首先这部电影是在台湾省发行的，在中国内地还没有发行，后来怎么传到中国内地来也不太清楚。我是很幸运的电影被盗版的导演，因为这个原因才被中国内地人认识了。后面又碰到了一个青年制片人，他也想拍类似的电影，才突然间意识到很难，因为我不是中国人，我怎么拍一个跟中国人合作的这样一部同样的电影。我决定在中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到处游走、学习，包括学习语言、看景。这部电影讲到了中国三个元素，大城市里的现代化，也有乡村的传统，还有少数民族的特色。为了拍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因为有一帮中国的制作人，包括摄影师都是中国人，他们非常的专业，给了我很多的帮助，让我完成这部作品，很开心。
主持人：为什么补充关于《夜莺》创作的问题，也在为大家寻找一种时代创新的方法论，还是要回到原初，回到基本的创新规律，当我在一个我不熟悉的文化当中，试图创作作品讲故事的时候，要把时间真正投入在那儿，我到费利普·弥勒导演为这个电影至少三年时间全身心投入拍这部戏，包括拍遛鸟这个人之后，去北京各种各样的养鸟市场去了解，关注所有的细节，这也是时代创新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还是要回到原初，回到基本创作规律上。高兰·帕斯卡杰维奇导演，您怎么样看待电影语言的创新，应该怎么样去创新？
高兰·帕斯卡杰维奇：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刚才费利普·弥勒也提到了青年导演这个词，对于我来说，非常同意费利普·弥勒所说的关于导演这个概念，比如说青年导演、中年导演、老年导演，像我这样的很老的导演，不希望用年龄来划分一个导演。现在有很多青年导演他们起步很早，他们有很多的预算，他们出生在一个好的时代，也希望他们有同样的拍电影的经验。对于年轻导演来说，这并不容易，因为呈现他的创作，通常很早在年轻的时候以很小的预算开始创作第一部电影。43年前，就是1976年创作第一部电影，我当时想做同期声，当时摄影机有两米长，占据了整个房间，当时我没有办法在真实场景下拍摄，因为真实场景非常的小。当时他给我们拍摄的摄影带很有限，只有16米长，因此我不能很充分的拍很多的镜头。我不得不使用我自己的语言，在三个半周里面，用这个超大的摄影机，因此我必须拍长镜头，这是我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而这种表达方式是被迫创造出来的。当时我是在冬天拍摄的，这些摄影技巧即便放在现在也是非常新的一种技巧。
主持人：在实际情况中，当你预算很低的时候，你不得不创新，你这样可以省钱。
高兰·帕斯卡杰维奇：我拍摄这些长镜头，我发现对于电影演员来说是非常好的选择，可以通过长镜头持续性的表达他们自己内心的状态。因此，我把这种长镜头的拍摄方式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一直拍了18部电影都采用这种方式，一直拍下去，直到最终必须要切的时候才切。
主持人：刚刚高兰·帕斯卡杰维奇讲的非常实在，所以怎么样用这点钱拍出来，怎么样尽可能把故事讲明白就可以。所以大量的用了长镜头，但别人回过头来看这变成他的标签，变成他电影的表达。发现大家有这样的，他一直就在坚持着用这样的方法去拍摄，但是这样的方法的拍摄对演员的表演功力要求很高。他现在在不剪的就不剪，形成个人风格化。我刚才问到他这个有的时候变成一种创作当中的人之常情，你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你反而创新力会很强，你会想各种各样新奇跟别人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但是你有很多钱的时候，想炫，这很容易成为人之常情，预算很充裕的时候想怎么样拍到最炫、最酷，但是最炫、最酷不一定能打动人，可能只是平庸的。
高兰·帕斯卡杰维奇：我想很多年轻人都愿意成为电影，就去创作，去拍电影，用电影表达你的感受，这是最重要的。你先去创作，自然而然有电影语言和技巧产生了，你就去创作吧。
主持人：拍一个自己有万千表达的作品，我想讲的事情我有特别复杂的情绪，很真实的情绪身处其中，电影语言在稍后自然会到来。也许这个电影语言是您没有意识到，但是是您看问题方法的时候，我们电影评论家可能帮您总结出来，这完全是有可能。这个方面请教一下侯老师，侯老师怎么样看待关于时代创新的这个问题？
侯克明：其实电影的时代创新，刚才白俄罗斯这位导演，我很同意他的观点，每个时代观众跟导演都一样，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在发生变化，所以语言也在变化。观察世界的方式为什么变化，跟技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到电影语言创新，因为电影是技术的艺术，所以你离不开技术问题。做电影创作你必须对新技术要掌握，要了解新技术的特点，以前我们是胶片，现在全数字了。我2015年当时拍《白毛女》用得3D，当时其实全部用3D拍一部电影的人不是很多，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看得电影其实有的是后期做得3D，有的部分3D，我是全部3D。做3D拍下来很费事，前两天看了李安的《双子杀手》，作为导演他的拍摄我还是很服气，拍的很棒很棒。我拍过3D我知道太难了，最近我还没有完成，这次国庆人大会堂里面有演出叫《奋斗吧，中华儿女》，我担任拍电影的总导演，一边在排练，我一边拍电影，而且必须用最高的格式，数字格式用8K机器拍的。没有办法，只演两遍到三遍，必须拍下来，于是我采取新的办法，8K摄影机，摆8台，所有角度全摆满。到今天为止，已经过了半个多月，我数据还没有转完，这个数据量太大了。由于这种8K的机器必须了解它的特点，必须要想用什么语言怎么控制这些机器，所以导演遇到新的技术你一定要面对这种挑战要想到电影语言的变化。比如我讲的最简单一个例子，3D电影和2D电影不一样，2D电影拍过肩镜头，这种过肩镜头目的很简单，就是创造立体感，因为2D电影是没有立体，但是真正到3D电影是最难看，因为有过肩镜头的时候，一定3D效果，眼睛时差特别难受，所以拍3D电影的时候，后来我得出一个经验，以后要少拍两个人好莱坞式的过肩镜头。所以其实不同的技术，包括现在的8K，8K一个什么重要变化，这两天看完之后我知道一点，8K所有演员要注意了，你的妆全不行了，你脸上在8K的时候抹任何粉都不行，要想让自己皮肤好要保养，脸上刷任何一点点化妆品都会拍出来，8K是很可怕的技术，对于所有演员和化妆工业都是很可怕的一种技术。所以新技术永远会给我们导演带来挑战，我们要学会适应这种挑战。
主持人：不断地在新技术中寻找创新，所以无论《双子杀手》最后的票房和影评怎么样，我们很佩服李安导演。刚才来的时候和侯老师请教，现在等于车有了，路不太好，从数据传输到最终的反映，120帧可以实现多少。
侯克明：我就想过两天想找傅总，能不能借来，我拍120帧试试。
主持人：今天在座不是全部都是导演专业，有美术、摄影，对所有人都有改变，像对美术也有改变，过去是有虚的，现在全部都是穿透性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现在请教一下维亚切斯拉夫·尼基福罗夫导演，怎么看待电影语言的时代创新，在今天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样去创新，有什么渠道和方式？
维亚切斯拉夫·尼基福罗夫：如果谈到电影语言在新时代下的创新，可能在从技术层面讲确实是有很多值得探索和值得借鉴这样的一个方面。我认为最重要可能还在于这个电影的英雄角色，也就是他的英雄灵魂。如果我对这个问题理解正确的话，可能我认为最重要的创新就是如何更加有效和更加有创新性的来表达和人，表达这个人的性格，表达这个人物的特征。我所知有一位咱们在电影方面的专家叫米哈伊尔·波里斯克（音）他有这样的观点，在一个非常宏大的电影的场景背景下或者是更加具有诗意电影氛围营造当中，人物的角色有时候他的这种体现是没有凸显他的个人特征，而是给人一种缺乏存在感的感觉。现在更多我们在拍摄电影当中有一些导演可能还在思考应该如何做这样的决定，或者谁来做这个决定。如果我们想要塑造和营造一个角色是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效果，首先要做得就是我们应该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它，比如说一位年轻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她可能首先需要做得是用这样一种精神去对待她的子女。所以可能还是需要回到有关人和人物的这个问题，因此，电影当中的英雄，英雄的灵魂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谢谢维亚切斯拉夫·尼基福罗夫导演！接下来想基于跟刚才的探讨跟各位老师请教，虽然今天贾导因为特殊的原因没有赶到现场，其实他这几年来一直对中国故事走出去和我们很多的国际合拍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比如说金砖国家一直有合拍电影一年一部的习惯，从《时间去哪儿》，到五位女性的导演，到这次今年的作品《邻里》一直在完成。我们知道维亚切斯拉夫·尼基福罗夫导演在青岛也受到了表彰，我们看到“一带一路”有中哈合拍，比如《音乐家》，比如《夜莺》是中法合拍。有没有基于这样的合作，有“一带一路”导演联合指导的作品，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形式？诸位大师有没有自己心中的预想？贾导作为监制13部作品，《邻里》每个国家拍一个片段，我们把它进行连接。大家对于未来“一带一路”的合拍有什么样的设想，自己有什么样的创作的方向？我们想这个问题先来请教一下高兰·帕斯卡杰维奇，因为您刚才已经有提到。
高兰·帕斯卡杰维奇：其实我已经有跟中国在合拍了，比如之前写了一个非常美的中国故事，把它翻译成塞尔维亚语，我觉得它完全像是我们当地的语言写成的。我们知道要拍这部电影，因为当时在塞尔维亚不能拍一些新的电影，因为有一些政治的原因，所以我当时不能够拍，我当时就要去找合拍人。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我之前的这些电影，比如说在意大利非常成功，意大利大制片人说可以跟我合拍，这个故事在意大利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意大利人思维模式是不太一样的，塞尔维亚语是小的语种，所以对电影来说也是小的市场，所以决定在爱尔兰拍这部电影。塞尔维亚和爱尔兰的人还是有共通之处，还是有很多共同的点。同时，我们在饮酒方面也是有非常类似的情况，这个故事是中国的故事，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故事对塞尔维亚人却是非常的合适。后来我拍了这个爱尔兰的电影，跟意大利的制片人一起合拍，但是这个故事它的基础是中国的故事，也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的竞赛。
主持人：这句话讲的非常有意思，一个塞尔维亚人把中国内河的故事在爱尔兰拍摄，由意大利的制作人制作，后来在威尼斯获奖。
高兰·帕斯卡杰维奇：很多意大利和法国评论员都说这部电影非常好，但是还能感觉出来并不是原滋原味的爱尔兰的故事。爱尔兰评论员说这个电影非常好，而且是原滋原味的爱尔兰电影。所以我当时听到之后就觉得非常的骄傲，我觉得我们有条件进行合作，因为电影语言是没有国界。
主持人：刚才高兰·帕斯卡杰维奇导演讲到说很多人看了他的电影之后评价很高，这个里面还不是爱尔兰味道，所以说明一个人对一个地区，对一个文化的理解，其实是很难的，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能够通过一些交互的方式去实现这样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不断地能够提出在“一带一路”国家之间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跨文化的创作，我是想最后再请教费利普·弥勒导演，因为实际上费利普·弥勒导演几年前完成中法关于《夜莺》的创作。侯老师，您觉得“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联合制作，讲故事未来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
侯克明：其实“一带一路”之间的电影的交流时间也很长了，合作的项目也不少，但是说老实话，成功的不多，获得好评的也不多。其实，困难还是蛮大的，就像刚才导演说得这样，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一般的投资者关心的是回报的问题，能不能赚钱的问题，因为特别是跨国合作他需要很多的投入。我本人作为儿童电影学会会长，也推动很多合作项目，这两天正好有两个合作项目我推到了荷兰，在阿姆斯特丹有两个中国创投项目到那里寻找和荷兰，还有欧洲的一些制片商的合作。但是其实这种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但是在实际做得当中应该说困难还是很多的，主要的问题其实还是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也就是我中国人认为好的片子，我中国人有观众的片子，在其他国家不一定。反过来在其他国家很好的中国故事，我们中国人看着会觉得这不是写得我中国，这个写得不好等等，这种文化差异在合作合拍当中是很明显的。我觉得如果要想两面讨好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最近这些我们所有的合拍项目往往出现“强扭的瓜不甜”，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本着文化尊重的方式，互相尊重。同时，要坚持你自己的表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部好的作品。如果既想在中国卖钱，又想在欧洲卖钱，还想在好莱坞卖钱，几乎这样的项目实际上还是属于理想，实现很小的概率。
主持人：确实目前为止我们是合拍项目在市场表现方面很具有挑战，我们知道中俄之间也有很多共同故事的表达，比如《战火中的芭蕾》等等，想请教一下维亚切斯拉夫·尼基福罗夫导演，怎么样看待未来导演中的合作，讲述共同的故事。
维亚切斯拉夫·尼基福罗夫：首先，我想表示感谢，在侯老师发言之后，实际上你也推动了我在这一方面表达的一些看法。这个问题就是当有合适的项目出现的时候，可能时机并不是最合适的时候。在这里我想提一个人，就是我的老师叫列夫·古里少夫（音）他是电影“蒙太奇”大师，通过一个作品和另外一个作品的拼接，最后他能做到一个新的作品，而且是非常引人入胜。当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一部文艺片或者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它从文艺层面获得成功的同时，又能获得商业层面的成功，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想法是非常理想化，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制约因素。我可以跟您说一下这样一个项目，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比如说是有关伟大的丝绸之路，我觉得现在已经到达这样一个时机，能够把所有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秀电影人和电影艺术能够融合在一起产生这样一部作品。关于这个项目我们在私下也做了一些讨论，可是还要说的一点，当我抵达福州以后，这个项目一些新的点子就突然地迸发出来。在今天论坛现场期待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和在座的各位观众能够一起来共同构思，来参与协助这样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故事的基础构思可以是这样，故事发生在2000年以前，结束在3001年，是这样一个跨度的电影。可能对于完成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把宏大的场景通过有意思的故事和人物串联起来，我有一个初步的口号，可能我们每一步在创新当中的积极联想，都应该和过去和历史进行一个连接。感谢今天的嘉宾，感谢主持人，还有在座的各位电影人，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在这个项目上继续探讨。同时，我还要感谢孔夫子，因为在很多时候和很多情况下，从他的思想里我得到很多灵感。
主持人：谢谢维亚切斯拉夫·尼基福罗夫导演，在我们这个环节最后请费利普·弥勒导演分享一下《夜莺》合拍当中的一些经验以及谈谈未来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
费利普·弥勒：对我来说，合拍片非常不容易，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系统是很不一样的。在中国大部分的电影投资都是来自于私企、私人，在法国电影都是国家的钱，所以这些钱都是来自于政府或者是电视台提前预购。所以在法国因为这种系统的原因，很难找到像中国这样的私人电影。比如说《夜莺》这部电影，当时是中法合拍的片子，当时法国这边我的工资基本上没有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运动。我也一直尝试着再继续做这种的训练，现在中国电影市场越来越好了，不管是从电影院的建设，还有观众以及各方面的技术都提高了。但是这是他一直期待的，非常期待能够跟中国做中法合拍片的电影，但是因为种种困难怕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和中国再合作一部好的电影。有好几个电影剧本，但是其中有一个真的是怕他自己没有办法导演，只能找一个中国导演来替他导演。现在想拍一个法国版的《夜莺》电影，但是因为《蝴蝶》这部电影不小心到中国来，如果中国观众和中国政府能支持我拍一部中国人投资的电影，那我会非常的开心。
主持人：中国观众会非常期待继续地看到费利普·弥勒导演带来的电影。接下来最后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可以有一位媒体或者观众朋友提出一个问题给他们其中的一位。
提问：我们不是通过正规渠道看到各位电影的作品，导演怎样想把自己的电影正规输送到中国的电影院，让观众可以既欣赏到你的电影，又能让你赚到一点票房。
主持人：这个问题还是要请侯老师回答，关于我们说国外电影的引入不是各位导演的工作，大家都是做创作工作，也不是侯老师的工作，侯老师可以用您这些年在行业里的经验告诉她。是吧，侯老师。
侯克明：这个片子应该有大陆的网络版权。
主持人：一部分有网络版权，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电影通过影展，通过我们这样的电影节。
侯克明：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大部分这些片子都有互联网版权。
主持人：而且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在未来有更多的时间和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看到这些导演的电影。
侯克明：补充一句，我每年去柏林电影节，柏林电影节看到一个好的版权你一问中国版权都卖掉，首先卖到互联网，互联网几乎把欧洲好电影版权都买过来了。
主持人：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来到现场的四位电影大师，中国建筑有特殊的美感和功能性，看到阳光已经晒在那边的檐上，到了今天这个环节，这个论坛告一段落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