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在孔子死后的844年，也就是公元365年，比李白早335年，另外一位大诗人陶渊明诞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另一段儒者“出涕”的悲壮历程。
陶渊明出生时，东晋偏安已有48年。那是一个士族没落、军阀代起的年代，也是一个艺术辉煌的年代，书法家王羲之、雕塑家戴逵、大画家顾恺之、山水画家宗炳；文学上大诗人郭璞尽管提前走了40年，但陶渊明幼年时，玄言诗人许询、孙绰，咏史诗人袁宏依然健在，同时辉映的青年诗人有谢灵运、谢惠连、鲍照、颜延之等，大历史学家裴松之、《世说新语》的编著者刘义庆等与陶渊明在灿烂中交相辉映；这是文化璀璨的的年代。也是在那个时代，大思想家支遁、鸠摩罗什、慧远先后创新释道哲的破立式的发展，释儒道思想互取所长，开启了碰撞式的大融合。
陶渊明之所以能在灿烂毕具中夺目而出，当然跳脱出了田园诗人的境界，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陶渊明是真正的儒者风范。那时，代表新兴思想的《列子》出现直接推动魏晋时期的老庄之风更加的盛行。当然依我看来，在秦朝暴政之下特别是焚书坑儒导致儒学在文坛的消极影响下，政治儒学渐渐式微，而心性儒学与老庄思想融合，“简约玄澹”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典型时代特征。而频繁的混战和政治的极度黑暗，裹挟着更多的文人如陶渊明、顾恺之、颜延之等或自愿或不由自主地漩进了斗争杀伐的政治舞台。
尽管忧勤克己洒落悠然、甚至臻至了尽性至命的澄明之境，但是陶渊明并未有游离于和脱离于时代，相反深深地贴切着时代并与那个时代的传统相递接着，他“隐隐地向一个时代开拓着”：陶渊明自觉不自觉地接续了前朝的儒学而过度到了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韩愈作为儒学更确切的说政治儒学抬头的象征人物，后来开了宋代理学的先河。越来越多研究者倾向于这样的一致意见：陶渊明就是这样的一个转换时期的人物。宋代的欧阳修、苏轼、朱熹之所以推许他，此中真意，又何妨我等大胆去揣度呢？
陶渊明出来做官是二十九岁左右，导火索是穷困到生活不能维持。儒者的拿捏姿势映照在历史长河镜面中又是如此的相似。他在《乞食》中写道“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看来是向人“讨官”做了。这是儒者的“通性”——贫穷、困顿，所以陶渊明用右手拿捏了一个“乞而化之”的姿势。儒者的表情姿势是生活的，具体物化的。陶渊明在江洲作祭酒，管理礼仪祭祀，不久辞官，后又请主簿，在三十六岁之前陶渊明游移于进退之间。三十六岁前好像做了镇军参军，而之后在刘裕集团、恒温恒玄集团的博弈争逐混战中时辞时仕，幻海浮沉。
在三十七岁后，为母丁忧的三年时间，在经受战争和政治残酷的洗礼后，陶渊明比照着自己的儒学教育，溪族出生的他向往“沮溺结耦”的长沮、桀溺的耦耕生活，厌倦那种“为饥所驱”的仕宦生活。他，开始了“聊为陇亩民”的生活。在他的很多诗歌中，他赞扬了劳动人民，但还是保持着儒家“俯视”的姿态，并未真正成为一名底层劳动者。
在四十岁那一年，他所供职的恒玄集团在短暂称帝后失败，忽起忽灭的政权让陶渊明乌托邦的政治思想走向幻灭。在不惑之年这一古人提到的人生重要节点的年份，他在《饮酒》诗中：“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在恒玄被杀的五月，他又《连雨独饮》，他认为“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从《连雨独饮》这首诗的标题就可以看出陶的凄怆再凄怆到无以复加的心境了。
40岁左右陶渊明的心境是在常感人事的虚无，常有“百年流幻”之感慨，而后又“长恐大化尽”。四十一岁那一年，写下了陶渊明重要作品《归去来兮辞》，诗中写道“云无心以出轴，鸟倦飞而知还”。这是一种隐痛的诗句，可以揣度他起初却属无心归隐的。
陶渊明用人生演绎的儒者“出涕”的历史大戏，是儒者的表情演化的连拍。他奔涌着的是儒者的血液，否则如何创作下《感士不遇赋》的发愤之作呢？我时常合着一起读《感士不遇赋》和《归去来兮辞》，如此一里一表合起来读，每每掩卷沉思，愤慨和悠然背后是真正的凄凉，是一种“独沧然而涕下”的无奈。对于儒者教育出身的陶渊明，出仕实属是正常，但归隐则是人生的无奈了。
儒者陶渊明身隐心并未隐。他时刻关注着时事的变化，他痛心战祸在延续，痛心一批服务于政权集团的文人墨士相继被清洗。而后，陶渊明的思想渐臻于成熟，他写下《形影神》一诗用儒家的旗帜反对慧远和尚的神不灭论。在这一点，如果再往后联想到韩愈的尊儒反佛，陶渊明又何不是从思想反佛的启蒙者，他用一颗入世的关切之心，反对虚无的不劳作的“天竺士族”（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中称佛教最初乃是天竺贵族阶层保留自身存在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更何况，作为溪族后人的陶渊明，一直保持着这底层人民忧勤克己的生活方式。
五十一岁那年，他的内心超脱了，甚至是生死；但是在我看来，陶渊明儒者的“天下心怀”还是不能超脱的。他的的忧世时刻体现在对入世的朋友的关切之心。他给年轻的棱角分明每每触犯权要的颜延之写诗劝告，“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在四十一岁到五十三的十二年，在耕种中陶渊明体会了饥饿的感受也体会了温饱的快乐，而外面战火无休无止越烧越旺，在入仕抱负彻底破灭的他，用《桃花源记》寄托自己朴素的政治理想。
儒者的表情表现在陶渊明身上其中之一就是壮美！我喜魏晋人的风度，在最昏黑的时代保持这最高贵、最镇静的“人格美”，但却缺乏大爱济世的生命咏叹。陶渊明用庄严的、峻列的、坚定的自我肯定的力量和操守，在超越现实之上用思想去冲决一切不当的形式，这种不断修复、否定中肯定的精神，让其他东西都显得特别渺小。
公元427年秋，在“疾惟痁疾，视化如归”中，63岁的陶渊明病殁。他独概“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轻蔑生死，赋诗平生的唯一遗憾“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性刚才拙”而又倔强的他，依据遗嘱一贯如他单纯朴素的一生在最后的朴素中举行了葬礼。好友颜延之为陶渊明写了诔文。他也为自己写下《挽歌诗》、《自祭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人事的变幻，才显出自然景物的永恒。西湖的雕像立了并不久，开化寺相邻的“宛在堂”三字我颇感欢喜。1985年重修的宛在堂，据说为明清诗人聚集地，我不怎么感冒这种仅仅强调文人雅士唱作酬和就以景兜售的行为，这种纯粹崇文不厚德未含任何精神实质把赤裸裸地玩乐作为文化传播是何等浅薄之举。儒者的胸襟、心怀是何等的博大高贵，而稍微舞文弄墨就充当文化名流到处占据物地又是那样的可耻。
宛在堂是宛在什么呢？这并非一个高深的难题。总把浅显当常识，把表面当实质，“面子”景观到底是可怕的。叹息外，恋宛在。（文/图 陈洪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