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来源于网络）
陈洪亮 文
（一）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天运循环。公元前323年的一声叹息，让历史演进有了清晰逻辑。
那年，带着悻悻然不平之气，孟老夫子离开居24年的齐国，一路郁郁寡欢。面对弟子充虞“不该怨天尤人”的质疑，这位身怀惓惓济世之心的“儒圣”历览前代，一语道出天机。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第一个五百年（约当公元前1115——公元前1079年间）“郁郁乎文武”集上古以来文化大成的周代文化，到第二个五百年间（自公元前571——公元前545年间）孔、孟思想，到公元135年，所有的天象似乎指向第三个五百年。
圣人自有乐天的诚意。孟子说：周文王至今七百多年，按照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规律，老天如果是不想平治天下吧，否则，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中华文化之所以延绵不绝，与儒家一脉相承的道统有关。在第三个五百年的指向象征里，司马迁自觉地承天命继大统。他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体、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确实也“没敢让”。他“绍明世，继春秋”。在二十六岁的年龄，在其父亲司马谈弥留之际，他接过了作“第二个孔子”和著“第二本《春秋》”的遗命。中国文人的精神总是能在最为关键的时候，自觉地接续着历史最为精髓的部分，以传承，以光大。中华历史上第一个最为盛世的封建帝国，终是绽放出了最绚烂的华章。
（二）
在威风浪漫而奇幻的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司马迁理所当然且无可辩驳是文化展现中最惊鸿的神来一笔。他可以把汉武帝以及封建帝国征服天下一统寰宇的雄心——威风、浪漫、奇幻、大统、兴盛、包容、文功武治等全部集中在学术上，用逼视而又震撼的气势如虹的天才才情，恢弘地构建出了文化历史的新巅峰。佐以何等盛誉之辞呢，他那不朽的“让人类活动永远常新”的笔锋、出之以唱叹的抒情旋律，无可厚非是中国古代文坛的“史诗”。其文洸洋玮丽，其气奇备纵横，直至把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和着那盛世光景疏荡了几千年，映照着人类和中华文明是如此光华四射，甚至于亚历山大大帝又有何不能比肩而足足地睨视于世界！
司马迁是出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在我看来，他的早年如任何一个王朝中兴一样地充满浪漫而奇幻，且在历史上这个中兴因子和特征除第二个发展高峰唐朝以外，是无以比拟的——那一个时代，处处充满新鲜，时刻令人惊艳，是那么地丰沛而强有力。
公元135年，争论中普遍认为的司马迁出生年。其时，汉朝建立已有70多年光景。经过文景之治后，汉朝蒸蒸日上的国力，足够支撑着那个在朝皇帝发挥极致的想象力,也足够支撑无限欲望的燃放。其时，一对编剧与导演，司马迁和被汲黯批评为“多欲”的汉武帝，相携着一表一里、一唱一和地，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绝响。
司马迁何其幸也。天才固然难得，但是酝酿天才的土壤更难得。如此地境遇，我甚至于是次次都要以奇幻地神思去羡慕他的。
伟大的时代总是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大凡一种文化成自统治阶级已久的中央地带，多是古典的、保守的；而成于异域的则多是表现出一种浪漫的特质。自周以来春秋以下，代表古典的、肃穆的、庄严的周文化终究土崩瓦解。人类历史上迎来了一次准确意义上的思想大解放：诸子争锋，百家争鸣。不妨尽情地想象，思想解放的实质，其实不就是人性在进行一种冲决式的无限可能的追求吗?
可这何不是浪漫文化最为重要的特征呢。稍长的历史去看，代表浪漫文化的齐楚文化自代周而起，稍试锋利于秦，而最终完成于汉。在齐楚文化中，齐人倜傥风流，楚人多情善感，齐楚的文化就这样丛集于司马迁，也丛集于汉武帝的那个时代。
司马迁应该是出生就在浪漫的追慕中。其时，楚汉之争仍历历在目。项羽死了300余年，慷慨悲歌的曲调还在，英雄湿襟仍未干。隔空隐约还传来不可一世的项羽在天马行空中列阵喧鸣。司马迁十七岁时，同样“才气天下无双”的悲壮人物李广自杀。这样的传奇人物铺垫式的接续着，奠定了那一个时代的另外一种文化。历史总是如此地荡漾着奇景：大凡在一个典型文化特征的时代，主流文化外另外一种或隐或现的对立式文化总是在苍穹外如影相随，并且如天外来音特别鲜艳。
我以为，司马迁是追慕项羽的，项羽的豪气和魄力一定是孕育着司马迁的精神基调的。否则，他就不会把项羽列入记载帝王的“十二本纪”之中，并是《史记》中写的最传神的一篇。在这篇宏篇巨制中生动传神地写就了“近古以来未尝有”的悲剧英雄，在深刻的挞伐中却更是由衷的惋惜和同情。
在他的记叙中，项羽的爱只有美人和马，他对着美人与马“和而歌”；轻易地用三万精兵举手就打败刘邦的五十六万大军。他败的很惨却依然浪漫的为了证明自己的不败，用28匹马摆出阵势还能于大军中突围。他浪漫的连死都死的壮烈，爱马赠予好汉，头颅赠给兄弟。浪漫的时代到处弥漫着浪漫的基因。
司马迁就是生长于这样的浪漫氛围中也骄傲地浪漫着。项羽死后的83年，作为项羽化身的另外一个盖世人物“飞将军”李广自杀。我想，骨子浪漫的司马迁的内心也当然追慕着李广的。他写作《李将军列传》，内心深深契合，感情自然流泻。他用近乎神化的描述和崇敬的笔端，甚至宁愿背负着后人责怪司马迁抬李贬卫、霍史家态度的怀疑，比如对李广的战绩是“数奇”，而卫青、霍去病则多是“天幸”。
我时常想，时代浪漫精神有两个极端，一个是有令人羡慕地对生活的高贵向往和追求，一个是对生命悲壮的唯美和落幕。你可以说大唐的诗人李白、高适是浪漫的，也可以说屈原、项羽、李广也是浪漫的。司马迁就是在这样的浪漫的环境中生长的。
（三）
十岁以前，司马迁有着快乐的童年生活。他住在山西和陕西交界的韩城。快乐地穿梭在牧童和农人的忙碌之间，呼吸着新鲜的田野气息，也一定锻炼着一副健壮的身材，为二十岁的壮游作了体格的准备。
他见到了江湖有名的好汉郭解，后来郭解全家被朝廷杀害。郭解让司马迁最初地切身感受了庙堂之外的江湖侠义之气，也深深地给予他民间的评判标准。他在《史记》中记道：“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司马迁认为，郭解虽其貌不扬，但是无论什么人都仰慕他。司马迁继续写道“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意识是说，“‘人可用光荣的名声作容貌，难道会有穷尽的时候吗？’唉，可惜呀！”
司马迁是幸运的，生长在汉武帝的时代，也何其幸运地在十岁以后住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长安。因为，司马迁住在长安的少年时代，也正值最热闹的年代。可谓，大悲大喜交集而出。
先是举国大喜的盛世欢歌：司马迁十二岁那年，卫青被任命为大将军率领十几万人出塞大征匈奴获得大捷，虏获右贤王裨将五十余人、众男女五千余人、牲口数十百万。过三年，张謇奉命通西域。十六岁那年，汉武帝设立乐府，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作词，李延年谱曲，这象征着大汉盛世的乐曲演奏起来了。
一派祥和景象！
但在祥和之外，天才坠落拉起了另外的弦张。司马迁十七岁那年，李广自杀。征讨匈奴，告了一段落。司马迁父亲和李广有着不少往来，对于这个长辈，司马迁有着深深的敬仰。上天让司马迁有了太多历史的奇遇，好似也深埋将来的不幸。
次年，司马相如也去世了。
我每每都认为，黄钟大吕中夹杂清角变徵之音像是汉武帝时代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底色。祥和之外，总是深藏着人生无限大悲。而在中国历史上每个盛世王朝的空前兴盛几乎是在70至100年间，比如汉武帝时代、唐朝的开元盛世，依此类推。这个分界时期的时代音调总是在无比祥和中深藏无限大悲。
古人重视人格培养，其中用山水洗涤性灵、用游学增闻广识就是重要一课。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位风尘万里的杰出旅行家，但是作为史家，司马迁的出游带有深深的实证精神。
李白是25岁左右出川，诗人的出行怀抱远大理想，他是为了大丈夫四方之志，仗剑去国，辞亲远游。韩愈在19岁那年，游学京师长安，认为“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追随着提倡“古文运动”的独孤及、梁肃等人，认为要“复观两汉遗风”，让天下凛然。陶潜在少年时边读书边想象着不切实际的“壮志”，有诗曰“少时状且厉，抚剑独行游”，在29岁那年离开了故乡。
如果说别人远游是为了“当官、入仕”而去，而相比这些人，司马迁20岁开始的壮游，则带有深深地有目的性和“实证”印记。是家传的史家传统，抑或是他在追随“孔子遗风”而行，一切均不可知。
不过，可以考证的是，在这次大规模旅行中，这位意气风发的年青身影的行走是先到了江淮，他打听韩信贫困的故事，他看了死后无钱埋最后选在高地、可让边上住万余户人家的韩信母亲坟墓；然后南上江西庐山，观禹疏九江；到浙江绍兴县南的会稽山，这是大禹大会诸侯计算贡赋的地方，参观了禹穴；也在此处倾听了禹的后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看完禹穴，舜葬的地方当然不能不看，所以他又由浙江到了湖南宁远境内的九嶷山；而后顺湘水而下到长沙，在汨罗江哭吊屈原，吊念这位志行高洁、因方正而不见容的大诗人；或许，也在长沙动情地捧读愤愤不得志的三十三岁大政论家贾谊聊以自慰的《鹏鸟赋》。
他尽量地呼吸楚文化的遗泽。而后，北上姑苏和五湖凭吊吴王阖闾和夫差旧地；他在儒家的发源地齐鲁盘桓，在这里，他深深地感受孔子的教化遗风，实习孔子的事业，在邹鲁学乡射之礼，“讲业齐鲁之都”。此后，带着对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无尚崇敬，他追随着，当如孔子“厄于陈蔡”般遭遇“困厄于蕃、薛、彭城”之时，他还特别地兴奋。
彭城即现在的徐州，是汉初史迹的宝库，刘邦为首的流氓集团大都起于此。其北沛县是汉高祖刘邦家乡，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周昌等均是沛人。这些人位于侯相而起于微贱的生活，司马迁一定是此地有了更深刻更实在的感受了。项羽的西楚帝国都城也在彭城，作为古战场在彭城大战中，项羽率领三万精兵打败刘邦五十六万的汉军。司马迁在彭城的情思定当是万分复杂的，是痛惜、是追抚、还是感叹世事沉浮，一切只能从《史记》文字背后找寻那答案。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实证精神对于在《史记》里能把刘邦为首的流氓集团画貌，刻画地如此生龙活虎定是大有裨益了。
司马迁也来到河南一带，徐州转至战国时魏的京城大梁（开封），他在此搜寻了信陵君的故事，他后面写了“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应是也考察了当地的水利。大梁再西行，在河南洛阳登了箕山，看到了满山的坟冢。
约有两年的人生第一次壮游，让司马迁蓄蕴了丰富的生命力，他的足迹放纵于天南地北的山山水水之间，从贫瘠的大地上汲取着千里雄风万丈豪气，看似一好导演正观看“历史剧”的同时酝酿着自身的“历史剧本”。
不过，司马迁的二十岁壮游偏于东南以及中原地带。到二十四岁那年，他以公务员身份，有了一次扈驾西行。到了二十五岁，他又奉使川滇。这两次的出行，把西陲和西南地也一并补充了。他竟已完成了全中国版图的巡礼。
（四）
司马迁像是用行动自觉地为汉武帝封禅做了一次提前准备。公元前110年，象征汉武盛世和“无限”可能的，举国期盼了三十年的封禅大典开始了。汉武帝举了全国之力，旌旗千余里招展，骑兵十八万赳赳，越过长城、五原、归绥，把匈奴威胁了一番。而后，祭了黄帝。次年春天正月，正式东下泰山封禅。
封禅是一件大事，士大夫和老百姓是渴望已久的，是宗教上的盛典，是政治上的庆祝，也象征着万象更新，更是象征着将来的万世昌隆。司马谈极富热情地参加了设计，却并未躬身盛典，而病倒在嵩山的典礼途中。
司马迁又一次得到幸与运的恩宠，其父司马谈随封禅大队在洛阳病倒，二十六岁的司马迁在父亲弥留之际，接过了作“第二个孔子”和著“第二本《春秋》”的遗命。
伟大的人物固然伟大，养育伟大人物的人却更为伟大。司马谈就是养育伟大人物的人。西汉初年，是黄老之学最为流行的时代，司马谈当然也崇尚道家。他从方士唐都学过天官（星历学），学《易经》于杨何。但是他却有着史家的严谨犀利，最著名的当属他的《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的评价入木三分，得失具论。
不过，崇尚自然主义的道家父亲却以儒家思想教育他的儿子。他从小给予司马迁儒家的陶冶，并传承家族史家的传统。文章合时而作，其目的是借文以载道。经过文景之治，黄老之学不适应于大一统帝国集权和盛世的文化思想象征，儒学已开始盛行。有着史学严谨训练的司马谈是可以轻易感知这种时代的转变。当然，中国的文人底子是很难分辨出各家的，几乎所有的伟大人物都是一种复杂的思想融合体，都具有多重的性格，并且具有多重的文化修养，兼具着多种思想的涵养，而伟大之处就在于，总能把多种思想和文化素养创造式地孕育着最为突出的光彩照人一面。
从记载上看，司马迁曾一度从古典文学里寻找精神慰籍。年十岁，诵古文，并师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或许这是最早系统地学习儒家。文是基于对一种向往的追慕，关于司马迁对孔子的仰慕，在孔子死后，我想除了孟子以外，他应是紧挨其后。他对孔子的崇拜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司马迁和孔子有着一样的性格。在我看来，孔子的根子还是烂漫的，烂漫者多乐观，然而孔子向往的是古典。他用思想和文化规整秩序以维护古典、庄严、肃穆为象征的周朝文化。不然，很难解释他那“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样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也很难去解释“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夸张奇绝的举止。
孔子是殷人，临死前还有身为殷人的自觉。殷人尚鬼，殷文化是一种重感情、富有宗教情绪的文化。周讲度数，讲礼乐的一种理智文化。殷人是浪漫的，周是古典的。本为浪漫却渴慕着古典，本不协调却又能融合圆满，这就是圣人“修、治、平天下”思想的莫大智慧，古典的孔子有着“不逾矩”但能“从心所欲”。
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拜，是流淌到骨髓的崇拜。他可以袭用孔子的话且使人不觉，而且巧的浑然天成。既养育在孔子精神当中，也结晶在孔子的字里行间。我们说，孔子精神的核心就是反功利，就在于不顾现实。司马迁一样有着救世的热肠、无以复加的天真、不轻于妥协的热中却有不苟合的绝对。他不以成败论英雄，把项羽列入了“本纪”。甚至于他个人，是以光荣地失败，换得到了永恒的不朽。
司马迁追慕着孔子的思想，也类比着性格。孟子说教是可以挥起拳头的；而孔子的教化则是有着人情的温暖和雍容博雅的风度的。孔子所理想的人格是蘧伯玉这样的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认为蘧伯玉在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时，就把自己的才能收藏起来。孔子强调的是“君子不重则不威”的君子之风，有德，闳览博物，笃行，深中隐厚。
这也借给司马迁一种明显的共鸣。常是一种至性的感慨在。只不过，哲人的孔子和诗人的司马迁却有着不同的性格表现，一个是收敛到自身一个是全抒发出来了；孔子是理性的，司马迁却是情感的；表现出来，孔子是雅，司马迁则是奇。
司马迁也是以孔子的理想来立志的。司马迁认为，孔子最大的事业就是“六艺”，《春秋》尤为重要，是孔子的最大著述，是整个生命之最后寄托，体现了孔子的政治抱负和政治哲学。连最善于词章的子夏都不能有所修润。
《春秋》推见至隐，志在周公。春秋的大义微言，就是建立一个周文王这样理想的国度。《春秋》这种“不是记‘实然’的史实却是‘应然’的理想发挥”的笔法，与《史记》“不可以书见”的地方是相通的。关键在于，孔子与世界上很多哲学家不同之处就是不空洞，渗透人生者极深，有丰富的体验与智慧。而司马迁所处时代提供的营养和个人所历练的经历，恰恰是这样的丰富的浪漫式地书写。
一个伟大巨人，遥遥地引导着一个惊世天才，走向不朽。
（五）
28岁那年，司马迁很得意，他的文才为汉武帝所赏识，在为其父守制三年后，他很顺遂地当上了太史令。在这个容易亲贵的位置上，这位青年才俊并未有韬光养晦，而是欢欣地“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他很愿意地亲近着权贵，他很惬意地“出入周卫之中”。
就在司马迁最得意的这一年，大汉国威也在蒸蒸日上。匈奴战争告一段落已有十二年，南越（两广）之平已有四年，东越（福建）之平已有三年，这一年又平定了朝鲜，西域经营通畅有方。期间，司马迁游览于百年间的天下遗文古事，“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30岁那年，又跟着汉武帝游山玩水。先是南巡，又到泰山增封。而这一年，汉武帝的盛却有衰之迹象，许多名臣大将已故：这一年，卫青死了，而李广死十四年，霍去病死了十二年，张汤四了十年，张骞死了八年。是年，汉武帝下诏求才。次年，汉武帝又到甘肃旅游；通西域的使者到伊拉克、伊朗，带回罗马帝国的魔术。这些外国人也时常来中国，跟随汉武帝到处旅游，并且得到大汉天子的丰厚赏赐。大汉王朝的异国情调是越来越浓烈了。
司马迁三十二岁那年，是最值得记载的一年，完成了两件不朽的大事。那一年，他典天官事，颁布了由他制定的“太初历”，奠定了现在阴历的基础，对后世影响深远。国家政法既已更新，司马迁在开启一个新纪元的同时，《史记》也“于焉着笔”了。
司马迁的体验本已丰富，但却还是另有一页，使他的历练更充实、更沉重。在司马迁死后30多年，杨雄说他“多爱不忍”，杨雄对比孔子和司马迁“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从爱奇到爱才，司马迁的爱是对一切有才能的人，不论古今，一律都深深爱着。他追慕周公、召公，惋惜李斯，推许萧何、曹参、陈平之才，恨法家严厉却赞叹韩非子，他痛恨酷吏但在《酷吏列传》仍按人才分高低。不过在所爱的才之中，他应该是最爱项羽和李广的，他在礼赞着傲睨万物又遭遇不幸的悲壮美。
李陵是李广的孙子，“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汉武帝认为有“有（李）广之风”，李陵的这个性格，对于爱才又爱奇的司马迁从感情上和性格上都是喜欢的。
（六）
司马迁处于最好的时代，也处于一个严刑峻法的时代。猜忌和刻薄几乎是刘汉帝王之家的主要性格。汉高祖是猜忌刻薄严酷闻名，汉文帝、汉景帝表面无争内心则十分计较。汉文帝的身边是政治家晁错，申商刑名闻名的法家贾谊、张释之等；景帝更是狞恶，杀游侠、骗杀晁错、逼迫周亚夫绝食，并且启用“酷吏”；到了汉武帝即位的五十四年，酷吏使用就更多了。司马迁就这样的活在了最奇惨的时代。蒙受严刑峻法之祸，只能用《酷吏列传》刻画如张汤“诈忠”等酷吏的脸谱。
就在苏武出使匈奴的次年即天汉二年的五月，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大军出击左贤王于天山，命令李陵管辎重，就是后勤部长。有着“李广之风”的李陵不愿屈居人下，自告奋勇愿只带步兵五千直捣单于巢穴。汉武帝答应了，同时派了另外一个同样不肯屈就于李陵的助手路博德。
李陵于九月向北进军，遭遇六倍以上的敌人围攻。匈奴先是用三万大军以大车在山上营寨。李陵命令步兵千弩齐发击败围困之敌，并追杀数千人；匈奴又调了八万骑兵围攻。李陵一路战，一路向南退却。一路以少胜几倍多敌人，直至作战的兵器全没了，在迟迟无后援的情况下，最后投降了。
汉武帝本意希望李陵不成功便成仁，责问报信的陈步兵，陈吓得自杀。其他群臣没有一个敢未李陵说话。尽管与李陵只有几面之缘，爱才的司马迁坦诚向武帝上奏，李陵杀匈奴很多，不减于任何名将，我想将来还是会回来报效大汉的。汉武帝疑心讥讽所宠爱的李夫人兄长李广利少功，因而被下狱。次年，出使匈奴的公孙敖谎报汉武帝说李陵在替匈奴训练新兵。汉武帝怒不可遏，灭了李陵全家，司马迁也连累受了腐刑。
时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最伟大的时代，也有着最绝望的屈辱。他“身残处秽”，孤寂而抑郁，但想到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第二部《春秋》，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他只能坚忍地“就极刑而无愠色”。在日后的最郁结的日子里，他“述往事，思来者”，时时“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的烂漫可爱之处，就是他对一切有才能的人，不论古今一律爱着；这种性格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不唯抒发自己，还能代抒别人的情。
司马迁是紧跟项羽的精神幻境走的：项羽的爱马赠予好汉，头颅赠给兄弟；而司马迁一身惊世才华赠予汉武时代，连男人最骄傲的物件也一并赠予了汉武帝。这样浪漫的奇景，惊艳地无以复加。
司马迁曾评价“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认为“《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他说，孔子是厄于陈蔡，才坐《春秋》。而司马迁的心理何尝不是发天下之愤而著说呢？他是受了最大的压抑的欲望，在一个文字虚构的象征世界里找寻着满足和答案。他有文学家的自觉，史学家的担当，也有天才的寂寞。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在第三个五百年的指向里，“儒者”的司马迁终是接续当“第二个孔子”的旗帜，也终是完成了第二部《春秋》。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也被后人称之为“史圣”。可作为“儒者”的内心又有几人能识？当大多沉溺于文学化的赞叹外，司马迁“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体、乐之际”这样的“千圣微心”又真有几人能懂？二千年以下，谁又真能体会的到“意在斯乎！”的“道统”呢？谁又真的有“小子何敢让焉”的历史自觉和使命担当？
司马迁和汉武帝，一对编剧和导演。在剧幕的前几幕里，幕幕是那样的威风浪漫而奇幻，后一幕却是凄苦、悲壮，直至宁静而澄澈。司马迁似乎没有晚年，记载只到四十六岁，圆满地在精壮中青春中消逝了生命。至今死亡期限已经不可考，甚至，在谜一样地时间，留下浪漫的幻想中，留下了无限和不朽。
浪漫精神本就该属于青春，又何谓终老？（陈洪亮 文）
【后记：敲敲打打，读读写写，《司马迁》写了两个版本，此文近9000字是后一个版本，前一个较为严肃的版本，留待日后有时间或有更多精力时，再慢慢磨砺。文中诸多观点仅为读书笔记、茶余饭后的“一家之谈”，想必一定是有众多错误。欢迎各位斧正！】
